1、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忘记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记。

3、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没有救。

4、人之真诚或虚伪，不能隐蔽。

5、光阴易逝，岂容我待。

6、零碎的时间实在可以成就大事业。

7、知识永远战胜愚昧。

8、除了时间，什么也不属于我。

9、说真话的人，才算忠诚。

10、浪费了一生就等于夭折。

11、好好的管教你自己，不要管别人。

12、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13、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痛苦的，没有例外的。

14、欺诈可能有用，诚实却是上策。

15、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16、人之不学，犹谷未粟，米未饭也。

17、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18、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

19、时间是一味能治百病的良药。

20、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

21、流水之之为也，不盈科不行。

22、时间是没有声音的锉刀。

23、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

24、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25、高价买诚实，永远也值得。

26、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27、太阿止须一面锋，自古伤人惟寸铁。

28、珍惜时间可以使生命变的更有价值。

29、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30、时间是脑力劳动者的资本。

31、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

32、文学之知识乃是学问之门禁。

33、要抓住今天，要尽可能少的信赖明天。

34、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35、世上的事，不如己意者，那是当然的。

36、夜晚给老人带来平静，给年轻人带来希望。

37、真者，是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38、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就是学，问就是问。

39、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40、年华一去不复返，事业放弃在难成。

41、时间是一点一滴凋谢，犹如蜡烛漫漫燃尽。

42、不要活在别人的掌声中，这是禁不起考验的人。

43、人格成熟的重要标志：宽容、忍让、和善。

44、岁月是百代的过客，而逝去的年华也是旅客。

45、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46、你若需要时间，还得自己把他造出来。

47、时间是一笔贷款，即使在守信用的借贷者也还不起。

48、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时间就是一种财富。

49、务于远者，或失于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内。

50、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51、不思，故有惑；不求，故无得；不问，故不知。

52、你只管活你自己的，不必去介意别人的扭曲与是非。

《富贵不能淫》原文：

孟子及其弟子〔先秦〕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有大志、有作为、有气节的男子吗？他们一发怒，连诸侯都害怕，他们安静居住下来，天下就太平无事。”

孟子说：“这哪里能算是有志气有作为的男子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行加冠礼时，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时，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的丈夫的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做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行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义’上。能实现理想时，就同人民一起走这条正道；不能实现理想时，就独自行走在这条正道上。富贵不能使他的思想迷惑，贫贱不能使他的操守动摇，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作有志气有作为的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赏析：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怎样做到？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在秦汉官僚体系中，出现了专司进谏的官员。⑤虽然正式的谏官出现了，但是他们在进谏时候的表现，并不比别的官员更好。虽然皇帝们多次下诏鼓励人臣进言，西汉的大臣中也颇有几个敢于直谏的人，如贾山、晁错、汲黯，但就整体来说，是不太愿意直谏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二：第一，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政治上，追求无为而治;个人生活上，讲究保养长生，不被刑戮。惠帝时，丞相曹参“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汉书?曹参传》)景帝时丞相卫绾“醇谨无他”，“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万石君石奋一家更是“恭谨无与比”。石庆于武帝元鼎五年拜丞相后，“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巳。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虽然也有不少人以“直谏”自我标榜，但是真正敢于冒死为国，匡正君过的人，少之又少。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解，触怒武帝，被下狱处以腐刑，残缺身体，遭遇不幸，结果非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反而“重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戮笑”司马迁《报任安书》)。

所以，与此相关的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亡秦暴政给人留下的可怕回忆，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至尊的皇帝对进言者的迫害，也始终没有从汉代的现实政治中消失。晁错建议景帝削夺诸侯封地，吴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之名反，景帝乃将晁错腰斩于市。晁错死后，七国并未收兵，与中央军激战后，才被消灭。这件事情成为那些想要为朝廷进献忠言的大臣的一个前车之鉴，使得“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其不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武帝的刻薄寡恩是史上有名的。《汉书?公孙贺传》“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而大农颜异竟被张汤奏以“腹诽”之罪而诛死丨“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宣帝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汉书?元帝纪》)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小心戒惧，人人自危，为了保全禄位和性命，也只能“谄谀取容”了。如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像他们这样的谄谀之臣，却极被武帝重用，则当时臣道可知矣。东方朔在《非有先生论》里，借非有先生之口来论当时直言之难：

昔者关龙逢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王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镑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

在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生开始在朝中有了势力。然而儒生们的表现并不比汉初的重黄老的大臣们更勇敢。班固《汉书?匡张孔马传赞》：

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笑。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对于最后两句，如淳注曰“迹谓既明且哲也。绳谓抨弹之也。”颜师古注曰“古人之迹，谓直道以事人也。”班固认为，那些只会阿谀奉承而持禄保位的儒臣，是远远不能和敢于直谏的古人相比的。诚为一针见血之论。

这种风气在学术上也有反映。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将周代的以民为本改成了“屈民以伸君”，认为臣民应该绝对顺从君主，而只有不可知的天，才能通过谴告的方式制约君主。《春秋繁露?竹林》又说“忠臣不显谏。”这句话，在汉代影响非常大，被引用的频率很高。这种柔靡的士风，一直延续到了东汉，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由于士大夫对衰颓政治的挽救运动而有了转折性的改变。

三、“讽谏”的提倡与《诗经》学美剌讽喻说的形成

所以，汉代人不强调直谏，而鼓吹讽谏。所谓讽谏，就是用微言婉语来进谏。从流传至今的文献来考察，“讽谏”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共出现了三次。两次出现在《滑稽列传》中，分别用在淳于髡和优孟身上：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丨其说可得闻乎?”髡曰“……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

还有一次出现在《太史公自序》，用于屈原和《离骚》：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另外，讽谏也可以写为“风谏”。这个词在《史记》中也出现了三次，都与司马相如作赋有关。在《史记》及其后的文献中，有的时候，讽谏还可以简称为“讽”或“风”。汉代对进谏之道有了比先秦时代更为深刻的研究，出现了五谏之说，把“谏”分为五种，但是这五种的具体分类，各家则有些出入：刘向《说苑?正谏》：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班固《白虎通?谏浄》：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庄公二十四年》：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说直谏，四曰争谏，五曰戆谏。《孔子家语?辨政篇》：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应劭《风俗通?过誉篇》：《礼》谏有五，风为上。《后汉书?李云传论》：《礼》谏有五，风为上。李贤注:“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也。讽谏者，知祸患之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见《大戴礼》。，”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可以知道，虽然各家对五谏的分类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通的。那就是，在所有劝谏方法当中，讽谏是最被推崇的。在各家论述中，班固是论得最具体的。其《白虎通?谏浄》一篇中，专门用了一小节来阐述五谏的问题。他用声训来释“谏”字，并将五谏分别比附于仁、义、礼、智、信：

谏者何?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其行也。

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顺谏者，仁也，出词逊顺，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窥谏者，礼也。

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则复前，以礼进退。此礼之性也。指谏者，信也。指者，质也。质相其事而谏。此信之性也。陷谏者，义也。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此义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故《曲礼》曰“为人臣，不显谏。”纤微未见于外，如《诗》所刺也。若过恶巳著，民蒙毒螫，天见灾变，事白异露，作诗以刺之，幸其觉悟也。

在班固所论列的五谏中，前三项讽谏、顺谏、窥谏是属于有艺术性的、比较柔和的进谏方法，而后两项指谏、陷谏则属于直谏一类。其他书中与此大同小异的各种名目，也大致可以归入这两类中。在《说苑》和《白虎通》中，都提到孔子也要“从讽谏”，这应该是假托。在孔子的时代，还并没有讽谏这个词，先秦典籍里也没有记载他说过这样的话。刘向或许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有力量而假托孔子之言，班固则是从刘向那里继承了这个说法。

五谏的理论和讽谏的推崇，为汉代恭谨的臣道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和依据。这个理论属于汉代经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来源与现实政治的考虑，更与汉代《诗经》学的方法论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汉初，传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诗》是官学，属于今文学派;而毛《诗》是私学，属于古文学派。四家各有家法，对诗的解说各不相同，且有今、古文之分，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都用美刺说来解诗。清代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3]3)，近人朱东润也在《诗心论发凡》一文中指出:“四家以美刺论《诗》，大抵皆同。”[4](_由于齐、鲁、韩三家诗说在后来都先后亡佚，经过清代人的辑佚，也只留下了数量有限的残章断简，所以我们在接触美刺说这个问题时，也就只能主要依靠保存完整的毛《诗》学派的文献来进行研究了。

毛《诗》的每首诗之前都有一篇《序》，《毛传》都是依《序》来解诗。所以，《毛诗序》就成了我们理解毛《诗》阐释体系的关键。而《关雎》前的那一段长序则是其总纲，我们一般称之为《毛诗大序》。它解释“风”时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所谓“风化”，也就是用诗歌对民众进行教化，它主要是与所谓“美诗”联系在一起的。所谓“风刺”，也就是“讽刺”，指的是用诗歌对君主进行讽谏、讽谕，它主要是与所谓“刺诗”联系在一起的。在《大序》中，用“谲谏，’来解释“风刺”，而《郑笺》对这两个词的解释也非常接近。孔颖达疏“谲者，权诈之名。托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意，故谓之谲谏。”用今天的话来说，谲谏就是一种比较机智的进谏方法，用语委婉曲折，既能起到规劝的作用，又不至于引起君主的愤怒，使进谏者陷于险境。谲谏不仅仅是指用诗来作规谏，但用诗规谏却是谲谏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谲谏与讽谏意思是差不多的。

在这段话中，把“风”训为“讽”的意思，“讽”的政教色彩大大地扩张、强化，而它原有的诵读之意则逐渐缩小、弱化了。讽本来是一种用诗的方法讽诵)，但汉儒把它当作了诗人写诗的方法讽谏)，并使它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直接启发了汉儒从政治角度来解《诗》、并为其提供了历史依据的，就是先秦时代的献诗说。但汉儒把由这个角度解诗的范围扩大到整部《诗经》，就以偏概全了。这种思路一旦具备了方法论性质的指导意义，就构成了《诗经》的讽谕说，它必然要扭曲一些原本没有政教目的的诗篇的原意。即便是那些本来就有政教目的的诗篇，其意义也有很多在汉儒手中发生了转变。按汉人的解释，它们都是用“咏歌依违”、“譬喻不斥言”的方法来写的，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前面己经分析过，《诗经》里有许多作品是耳提面命的直谏诗的。

上述《大序》中的这一段名言，表面上是解释“风”的，但实际上，它是对整个《诗经》六义所作的集中概括。孔颖达疏“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则六义皆名为风，以风是政教之初，六义风居其首，故六义总名为风，六义随事生称耳。”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汉儒论诗，主要是从政教的角度着眼的，所谓六义，所谓美刺讽谕，都是由此生发开去。

《毛传》“《毛诗序》和《郑笺》用美刺讽谕说来对每首诗进行解说，郑玄《诗谱序》更在理论上对这种学说作了进一步概括:“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美刺”和“讽谕”是密不可分的，美刺是手段，教化讽谕是目的，二者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诗说体系。但是汉儒过分追求体系的统一，将内容多样、风格各异的鲜活的诗歌创作统统附会于历史，附会于政治，就难免会造成对诗歌的曲解，从而掩盖了许多诗篇的本来意义。例如《郑风?子衿》是一首女子思念恋人的诗，写得十分优美缠绵，而《毛序》却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与子产论毁乡校的记载，说此诗是“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但就从诗歌的文本来看，我们怎么也找不出跟废学校有什么关系。《陈风?月出》是一首月下怀人的抒情诗，却也被《毛序》附会到了政治上去:“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

以美刺论诗，并不仅仅局限于《毛序》直接标明“美”、“刺”二字的篇目。朱东润指出，在《毛序》中，“凡言‘劳’之诗，皆诗之近于美者也。至若诗之近于刺者，其数尤多，不可殚计。……凡此言‘恶，、言‘怨，、言‘疾，、言‘责，之诗，皆刺诗;言‘戒’之诗，则诗之近于刺者也。……要之果据《毛序》而论，总诗之美刺与夫类美刺者言之，《风》、《雅》二百六十五篇之诗，十可尽其八九，而刺诗为尤众。”

综上所述，现实政治中“讽谏”越来越被推崇，对于汉儒用讽谏来解释《诗经》，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虽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要弄清楚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诗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就不能不探讨《诗经》与现实政治，尤其是劝谏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只是努力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至于更进一步的探讨，就有待大方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