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莱特兄弟是制造飞机的代表人物，他指出飞机以后，全部精力花费在申请专利上，而不是钻研会怎样提高飞机的性能。战争爆发，美国的飞机已经落后了，因为他们的技术不高，也没有尊严飞机的性能。我以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就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件事物。美国的一间大礼堂由四根坚硬的橡木支撑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橡木逐渐的老化了，开始腐朽了。人们纷纷着急起来。但是事情并未如此糟糕，值得赞扬的是当时的设计师设计礼堂时就想到：木材终有一天会腐朽，只要及时采取措施就不怕。所以设计师就在礼堂四周种植了橡树。等到换的时候就很方便了。就这样，礼堂还会像原来一样坚固。正是因为设计师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才避免问题的发生。

有一个渔夫，他仰慕其他渔夫，捕到许多又大又新鲜的龙虾，于是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捕捉大龙虾给他们看看。结果这一次出海渔夫还是没有发现大龙虾，只有许多的螃蟹和小鱼小虾。渔夫失望透了，最终空手而归，什么也没有，所以他最后饿死了。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渔夫因为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下定决心捕大龙虾就捕大龙虾虾，错过螃蟹和小鱼小虾。没有考虑到其他，所以才被饿死了。

有时候想一想事物发展的结果，就会比别人知道多一点，了还可以扭转局面。江南是著名的生产茶叶地方，人们纷纷来购买。一个商人远地而来购买茶叶，等他到了也已经买光了。他很灰心丧气走在街上。看见有人在编箩筐，商人灵机一动。把全部箩筐买下，等到人们装茶叶需要箩筐时狠狠赚了一把，商人满载而归。商人看到箩筐也能想到跟茶叶有关系，这就说明商人善于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并及时的采用某种措施，他才成功的赚了一次。

无论是设计师，还是渔夫，商人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纠结眼前小小的问题，而错过更长远的发展机会。

普希金曾说过：“一切有理性的动物都会无聊。”作为能为心爱之人拔枪决斗的俄国贵族诗人，这的确像是他的风格与态度，他的感性让他死于这场决斗，年仅38岁不免让人唏嘘一番。因此我认同这句话的一半，只因理性作为“照耀人的灯”也是无可或缺的。

理性是区别人与物的标志。春秋时期，孔子提倡“克已复礼”，提出有礼乐制度才有规矩，用理性来约束自己。宋朝大学者朱熹说，“存天理而灭人欲”，也是这么个理。旧时学者儒生将人的理性看得如此之重，正说明了理性之光的重要意义。而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科学”之中的科学，更是理性的结晶。有了理性，人就有了自制力;有了理性，人就能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秒。可以说，理性之光是照亮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力量。

感性之花正是绣在理性这匹锦缎的芳华。感性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道径，正因有了感性，才有喜怒哀乐，才有滋味丰富的诗意生活。那年，一封充满感性的辞职信火遍全国：“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其中的对祖国万里河山、对世界各处风景的幻想与期待，正是好触动了人们的感性。人因感性而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因感性而“看山不是山，看云不是云。”白居易辛弃疾曾在《贺新郎》词中写过，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试想，若他少了这份感性，又怎会有此逗趣之语，百年千年后的我们又怎么会有感触?

理性应为本，感性不可去。理性，早被人们认识到，是一切公正、平等的一书，在钦佩作者对中国两千多年经济（变革）史所做大量梳理和总结的同时，也为作者并未将所著内容与基本经济学原理做关联而感到遗憾，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一。存在"西方的"牛顿力学 和 "东方的"牛顿力学之分吗？

在自然科学中，恐怕没有人会认为由牛顿（西方人）发现和发明的各种科学定律 和 技术会在东方国家"不适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东方国家运用各种（最早）产生自西方的技术顺利地取得了各种成就和进步。

但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仍然会有很多人会觉得由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理论不适合东方国家。当然必须承认东、西方国家由于其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地理位置等的差异，造成起源于西方国家某些法律、习俗、制度 等不能直接照搬到东方国家，但我认为这些只是东、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技术层面"上的方式、方法的差异。从更为根本和宏观的"原理"层面上看，东、西方国家人文和社会学科基本的原理、理念、思想、原则应该是一致的。正如无论东、西方人在外表上的差异有多大，但是从基本的生理结构和特性上看，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虽然经济学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是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样摆脱不了基本经济学规律的影响。这就是我读完《历》后最深刻的感受。

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讲什么？

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有一本名著《国富论》，这本书介绍了两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还有其它相关内容）：1. 分工；2. 看不见的手。 这两个原理如同两根支柱支撑起了整个经济学这座大厦。但是随着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日益繁复，人们似乎越来越陷入对于经济学细枝末节的研究，反倒忽视了这两条基本原理对于经济和经济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就如同人们在同时容易赞叹一棵果树的茂密和 果实的丰盛，反倒忘记了整棵树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有了树根和树干的支撑。 在我看来"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学这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干。

《国富论》（英文名：the wealth of nations）最早被翻译成中文时叫做《原富》，其主旨是讨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究竟产生自哪里？ 亚当·斯密 认为了，"分工" 和 "看不见的手"都是促进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分工"能否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难理解。因为分工能够促进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世界上越是"分工"繁复的地区，往往也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看不见的手"能促进经济繁荣，应该作何理解呢？

其实 "看不见的手"是一条更为根本的促进财富增长 和 经济繁荣的原理。它的主旨说来非常简单：保障经济活动参与者自由、自发、自愿地去参与经济活动，而不要对其进行 "不必要的"外在干预——是保证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有目的地"主导、计划、执行、监控、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从而实现一个"预先"规划好的经济繁荣的目的。可以看出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重商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活动要由一个"主导力量"或者"中央机构"来规制的经济运行，而不是依靠众多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本身"自愿"、"自发"地、看似毫无规划 和 目的地去发展经济。

那么到底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更合理和有效？还是"重商主义"经济理论 更为合理和有效呢？其实答案早已明了。在现代社会中由"自由主义经济学"演变而来的"市场经济理论"早已被证明比由"重商主义"演变而来的"计划经济理论"更为合理和有效，并且得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可和接受。但是为了"求甚解"我们还必须在问一句：为什么？

而经济体内部交易的活跃程度则依赖于交易主体对于各种与交易相关的"知识"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例如如果一个面包师要想尽可能多地达成交易——卖出更多的面包，那么他就必须熟悉和掌握与"卖面包"相关的各种知识：如何选择原材料、应该如何制作面包、如何包装、店面选址、宣传策略、顾客偏好……只有一个面包师掌握了足够多的'关于"卖面包"的知识之后，他才可能卖出跟多的面包。同理一个经济体当中任何一种交易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交易者必须尽可能掌握与交易相关的知识——才能更多地达成此类交易。所以从宏观上看，一个经济体交易活跃的前提条件是——经济体内必须具有足够多和丰富的"知识"被交易者所掌握和运用。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知识"并不仅仅指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我们称其为"显性知识"），它同时也包括各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对与交易相关各种"隐性知识":理解、感悟和 经验（比如一个面包师对于烤面包火候的掌握）。不难理解除了各类"显性知识", 各种"隐性知识"对于经济体交易的活跃程度 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分析了"知识"与交易活跃程度 以及 经济繁荣程度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要优于"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计划经济）了。因为要促成经济繁荣（交易活跃），一个经济体必须先要有"巨量"的知识体系的存在和运用，由于这个知识体系的庞大和复杂（归根结底是因为外界环境和人们需求的庞大和多变）乃至各种"隐性知识"的存在，因此与能够保证个体"自由"参与经济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现和运用各种知识的"市场经济"相比，限制个体参与经济活动自由，依赖"中央管理机构"中的少数人（要知道这些管理机构也是由"人"组成，他们的学习和认识能力与其他人别无二致）来主导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人为地）抑制了知识体系的发展 和 运行，因此相对而言其无法促成交易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

三。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律吗？

我在读《历》的过程中的第一感受就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规律。历史上越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制较多的时期，中国的经济越是衰落和凋敝（秦、明），相反越是政府管制较少的时期，中国的经济越是繁荣（宋初、盛唐）。

如果我们将实行"宏观管制，微观放活"的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时期的经济政策，定义为经济自由度 和 经济繁荣程度的"中点",那么《历》中其它历史时期在以"经济自由度"和"经济繁荣程度"两个指标构成的坐标系中的分布就会如下图所示：

注：各个朝代的相对位置至是根据我个人理解而定，其不一定是精确的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和经济繁荣程度的分布基本符合"经济自由度越大，繁荣程度越高"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律。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经济自由度底，经济发荣程度也较低的象限中。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国有经济"、"国企"、"计划经济"并不是中国在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有的现象，而是在我们的漫长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的现象。可以说"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中国过去两千年历史上都始终存在的，甚至是"主要"的经济管理形式。

四。"桑弘羊之问"真的没有答案吗？

在《历》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吴晓波说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对儒生们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答案。

究竟2000年前的桑弘羊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都没有办法回答？让我们首先回到那场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来：

公元前81年汉朝朝唐上的"盐铁论"

在汉朝初期，由于国家生产力在秦末的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此汉文帝 和 汉景帝 在执政时期 采取了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同时大量减少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不与民争利，让人民和国家经济得到休养生息。根据我们上文讲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这样的经济政策会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结果在历史上就出现了少有的盛世局面——文景之治。史书上记载的仓库里的粮食都多得吃不完，穿铜钱的线绳都腐烂了 就是指这个时期。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野心勃勃的皇帝为了平定边患、扩大版图 开始加大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当时国家重要的物资铁和盐实行国家垄断，以抬高其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