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元代的一个故事。泰兴县有个村叫马驼沙，村里有一个农夫，叫司大，是富户陈家的一个佃户。

司大家很穷，交不起租子，正想着是不是把所佃之田还给主家，换点钱回来。主家旁边有一户人家，其主人叫李庆四，也是个佃户。这家伙心思比较敏捷，找到主家暗中游说，最终竞把司大的佃田夺走了。司大的心中虽然郁闷，但是也无可奈何。

李庆四捡了一个便宜，心情愉悦得很，杀鸡烫酒，宴请所有相关人员。司大也去了，结果在席间遭到了李庆四的无情羞辱。

司大无比恼怒，回到家后痛骂李庆四欺人太甚。司大的老婆只好苦苦地劝他道：“咱们没有家底子，这样的事情是难免的，就别去恨别人了。”

司大哪里听得进去，他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于是铤而走险，拿着火把连夜潜入李庆四家里，准备把他家烧个干净。正当他走到屋檐下，准备点火时，忽然听到屋子里有声音传来，侧耳一听，原来是李庆四的儿媳妇在生产。

司大一下子动了恻隐之心，想：“我痛恨的是李庆四，不是他人，何必杀这对母子呢？”于是把火把扔到沟里，回家去了。

仇不报了，生活还得继续。佃田被人夺走了，司大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只能够转行去酿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没想到他在这个领域居然颇有天分，酿的.酒大受好评，家境竟然慢慢地富裕了起来。与此同时，李庆四家里由于各种原因，日益衰落下来。

过了十年，李庆四过不下去了，所佃之田也面临着要还给主家的危险。司大一听，报仇的机会来了，他也用了李庆四之前的手段，把田地夺了回来。他还办了个宴会，把李庆四请来，当众羞辱了一顿，总算是把这个仇给报了。

李庆四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怒火中烧，恨司大恨得咬牙切齿。他把一个火盆点着，端出去，打算把司大家给烧了。李庆四到了司大家，正要把火盆往屋子上倒，忽然听到屋里有动静。他探头一看，巧了，居然赶上司家媳妇在生产。

看着刚出生的小娃娃，李庆四端着火盆，心里一下子犹豫起来。忽然，有人从屋里出来，他吓得把火盆一扔，转身跑了。

到了第二天，司大来到院子里，看到地上倒扣着一个火盆，觉得奇怪，再一看盆底，上面写了一个“李”字。

司大顿时明白了，这是在重演他多年前的事情啊！当年他要去烧李家，因为赶上人家儿媳妇生孩子，沒下手。如今人家要来烧自己家，赶上自家媳妇生孩子，他也没下手。这简直是天意啊！

司大取了五千钱，登门拜访李家，诚恳道歉，说自己那天席上侮辱了李庆四，心里过意不去，给他送点钱来赔罪。李庆四哪里料到会有这么一出？心中怀疑司大是来耍他，便称病不起。

司大哪里肯答应，把他硬拽到村里酒馆。两人喝酒到中途，司大对李庆四说：“当年啊，你孙子是子时出生的，那时候我拿着火把准备烧你家，幸亏有那孩子，我没动手。昨天我儿子出生，你带着火盆来，也没动手。咱们两个都有仁慈之心，所以未酿成大祸。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你我只顾泄愤，不讲怜悯，岂有如今的大好生活？这种一时气急便要对方家破人亡的意气，以后一定要控制才是。”

李庆四听了，也是汗如雨下，连连称是。于是两个人洒酒起誓，将恩怨一笔勾销。李家有了司家帮衬，境况逐渐好转。两家从此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虽然它只是元代的一则劝善故事，但是对现代人的生活，似乎也有指导意义。

芸芸众生，大多都是讲理的。理是生活隐匿的轨道，是生命内在的基准线，是人和人相处的界碑，不能游离，亦不能随便跨越。如果违逆，便会酿造出各种冲撞纷争，甚至会繁衍出各等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来。理由道派生，因此理和道常常携手而行。道在前，理在后，说明道在引领着理，理随道而亦步亦趋。理因袭的是规矩，秉持的是良俗，遵循的是公义，讲究的是对错——文明社会的存续，有赖于公众对公理的敬畏与坚守。

理并不抽象，亦不深奥，它渗透于日常的细节当中，凝结为一个个的生活常识，比如借债还钱，考学按分数高低录取，邻里间不能把自家的杂物堆积到别家的门口，以及不能随地大小便，等等。一国之君不循理，天下则乱套；一家之主不讲理，家庭则鸡犬不宁。然而讲理并非万能，单纯地讲理而不兼顾其他，结果会与初衷南辕北辙。作为人，角色不同，站位不同，高低有别，身份迥异，同居于一座屋檐下，共济于一条舟船上，一旦论理起来，仿佛各有各的理。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心灵相拥，亲密无间；有时候心坐围城，遥隔千山万水。阻隔的心，宛若相距千里之遥的河流，越流越远，很难融合交汇。在互不信任的氛围里，若执拗于讲理，执意于分出个孰是孰非，不但无益于弥合分歧，而且极易使原有的裂缝更加地趋向纵深。讲理，是要分场合和对象的，且不能让理走向僵化与教条。人是活人，理也是活理。人易动易变，理就不能僵硬得一成不变。

家庭是不适合讲理的。一个家庭，如果讲理之风弥漫，日日唾沫飞溅地非要辩出个你错我对来不可，则预示着距离家庭关系的分崩离析已为期不远。家庭是讲情的地方，成员之间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与谁有理谁无理几乎无涉，只要念及于亲情，在体恤中后退，在体谅中包容，一切纠结都能消散，所有难题都会有解。

然而理毕竟还是要讲的，因为理关乎生活秩序，左右于社会风气。当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的情景一再涌现，只能證实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已浸染疾患。无理可讲的生活，肯定是黑白颠倒的；歪理盛行的社会，无疑是暗无天日的。理要小心翼翼地维护，不可随意践踏。对理的.维护，是为预防社会成员避免陷入非仁非义的泥淖，在遭遇诬陷时无处伸冤。对理的践踏，对理的越界，对理的枉顾，可能一时得利，但最终必受其害——为摘取一颗甜果，却要将整个树木砍伤或毒化，来年品尝到的肯定是一枚又青又涩的苦果——循理而行，依道而为，方为人生的正途。但理是一回事，讲理又是另一回事。理本身所蕴含的善德，还需要以善意的方式释放；否则，就违逆理存在的本意，而堕入非理的境地。也就是说，讲理时要节制唾液的杀伤力，泯灭唇齿的火药味，点到为止，适度而可，切忌咄咄逼人，炮火连天，穷追不舍，得理不饶人。

一个人在路上走，清洁工不小心将灰尘扫落在了他的脚面，他心里有所不悦能够理解。如果清洁工已向他报之以歉意的微笑，或者已向他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而他依旧不依不饶，或冲着清洁工咆哮不止，责骂不休，或得寸进尺地揪住清洁工的衣领挥拳猛打；那么，他已经从有理的一方，转化为无理的一方了。他占有的那点薄理，在他的过度反应和失当举措中，悉数被荡涤殆尽。理是是用来讲的，不是用来骂和打的。打和骂，失之于理，失之于礼，更失之于仁德。

至为重要的是，还在于理不能成为无理的遮羞布，更不能被偷梁换柱地被拿来为蛮横撑腰。一个年岁稍长者，在公交车上，于众目睽睽之下，对着一位让座稍微迟缓的少年破口大骂，甚至挥拳相向，则意味着该施暴者已脱轨于理，而滑向了蛮横无理。由尊老爱幼延伸出的让不让座，属于道德范畴，不属于法律义务。让了，实为高尚；不让，亦不卑鄙。无论长幼，先来后到，先来先得，就是人间至理，而那些后来者的抢夺与逼迫，属于不当得利，无疑是对理的亵渎与背叛。

理直而气不壮，得理尚且饶人，不因据理而飞扬跋扈，不因持理而锱铢必较，则为做人的一种风范和美德。给失理者顾全面子，预留退路，从而让他们有台阶可下，既是对自我教养的提升，又是对大道大理的补充完善。理唯有与善同行，才能化为熠熠的光辉，温暖心扉，照彻万物。

得饶人处且饶人曹操、刘备、孙权三人，活得最洒脱的当属曹操。此人文武兼备，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对酒当歌，慨当以慷。山不厌高，海不厌为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刘备欲夺天下，藏首匿尾，孙权称孤道寡、王顾左右，唯有曹操敢写诗直抒一统天下的胸臆。

当下流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敢气概，盖因环顾我等左右，能成事者莫不似草莽英雄般胆大快跑，身手敏捷，长于捕捉机遇。而讲君子之道、面皮薄、心肠软者，虽亦有千种策划、万种点子，关键时刻总是犹豫不决，错失良机。

果真所有的机遇都是抢来的吗？

万事万理，一事一招，条条大道通罗马。有时，不那么急，缓一缓，放一放，可能机会更多。

还说那个胆大霸气的曹操。当年袁绍虎踞冀、青、幽、并四州，带甲七十万，而曹操起兵七万，以一当十，火烧敌粮，使敌自乱，取得官渡之战大捷。

这正是曹操人生最得意之时。

袁绍败逃黄河之北，其手下猛将张合阝率重兵投奔曹操。

曹操引得胜之军，陈列河上。用十面埋伏之计于苍亭，再胜袁绍。将是越打越勇，兵是越打越多。

此时，曹操本可乘胜再战，况且对手袁绍自官渡之败，一病缠身，呕身而死。袁家兵虽仍有四州地盘，带甲数十万，但实力大减，况袁绍两子袁尚、袁谭不和，曹操如乘胜而击，赢面居多。

曹操果然打弱敌袁谭很是顺手，捎带着把前来帮忙的袁尚也打得落花流水。曹操追敌动作迅速，直打得敌军退到邺县。

而最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曹军，此刻却兵回许都，准备打南方的刘表。

该出手时却不出手，因为曹操判断，袁谭、袁尚在大敌当前，便团结对外，而外敌一去，必会分裂内讧。

袁家兄弟果然相互打了起来。于是曹操先收拾了袁谭，后又追打袁尚。袁尚远投辽西沙漠，又投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砍下袁尚的头献给曹操。

曹操破袁的缓兵之计，是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

刘备称汉中王，曹操亦是联吴借刀杀关羽，使孙刘两家相互争斗，大伤国力。

借刀杀人、缓兵之计、戒急用忍等等，曹操的妙算，不仅仅是智慧，也是一种胸怀气量，要有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风度。

成就天下霸业如此，日常处世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