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与美欧知识产权合作背景分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现已成为国家和产业取得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知识产权的竞争已经从产业竞争层面提升到国际竞争领域，各国所掌握知识产权的数量、知识产权的力度和绩效等也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做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这正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提高自身经济和技术进步和水平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并在国际竞争中崛起的重大战略。

二、中国与美欧的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分析

中国与美欧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在政策层面、双边合作和交流方面形成了一定的长效机制，中国和美欧知识产权合作领域逐步扩宽，合作成果不断丰富。

（一）机制趋于完善的中美知识产权合作

（二）成效显著的中欧知识产权合作

欧盟与中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随着双边贸易关系的提升和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双边经贸领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而知识产权问题已成为中欧经贸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和欧盟积极设立知识产权工作组，构建中欧知识产权对话机制，并通过中欧领导人高层对话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

三、 中国与美欧知识产权合作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下知识产权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作为核心利益，知识产权维护其优势地位的意图日益强烈，与中国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不断增加。

（一）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战略亟待加强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力图主导新一轮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变革，跨国公司以知识产权为武器争夺国际市场的博弈愈演愈烈。相比而言，我国在埋头发展的同时，对国际化问题敏感度不高，不仅表现在创新密集领域缺乏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战略和布局，在保护和挖掘中医药传统知识、民族民间文艺、生物遗传资源等传统优势领域的'知识产权方面也进展滞后。

相对于此，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战略，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政策建设和工作机制仍有待健全，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缺乏足够影响力和话语权，应对常显被动。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制定中表现出更加突出的外向型特征，积极地为本国企业征战国际市场服务，而我国企业在 “走出去”过程中往往由于知识产权国际战略的缺位而处于被动地位。另一方面，现行体制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中的管理和执法部门分散，多头管理，分兵把守，分头对外，不利于整合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在管理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加强统筹协调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

（二）知识产权冲突领域不断扩大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和作用在不断扩展，知识产权的转移也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领域和竞争手段。欧美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引发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在这些新兴领域迅速扩展，甚至成为欧美对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主战场。

（三）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壁垒

在全球多边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发展停滞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呈现向区域性和双边机制转换的格局。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行高于TRIPS协议标的区域性知识产权协议，其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反假冒贸易协定》（ AC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谈判上。

ACTA 是以美欧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强国通过谈判的成果，其将经济和贸易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充分结合，加强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扩大海关的权利和对侵权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增加对网络服务商的义务安排，从而建立更为有效的国际执法标准和增强国际知识产权合作。TPP 是以美国为主导，在亚太地区打造自贸区新典范的协定，TPP规定了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内容，是对ACTA的延续。

美欧这些知识产权强国通过TPP和ACTA谈判等小多边方式，将积压多年的多边知识产权协议的强化保护条款兜售给参与方，进而推动新一轮多边知识产权谈判。其所创立的知识产权强执法保护标准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区域性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实质是美欧等知识产权强国再次主导新一轮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随着相关国际条约和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新一代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体系随之形成，并将进一步影响多边知识产权规则走向，而中国面临占领规则重构制高点的新机遇和挑战。

四、中国加强与美欧知识产权合作的对策

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重要力量。作为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议的重要内容，与美欧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也变得日益重要和迫切，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平的外部环境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要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的战略规划。知识产权国际合作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策略运筹，落实底线思维。在具体实施时还必须做到统一指挥、统筹实施、内外兼顾和通盘考量，这就要求中央、地方政府和各涉外部门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意识，既要从国家利益高度来进行集中调度，并充分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一方面，与美欧知识产权国际合作要整合国内的各种外交资源，从国内国际大局、双边多边关系及地区与领域外交互动上建立配套的统筹协调机制。具体来说，应该突出知识产权专业领域外交的特点，特别是首脑外交，同时要加强国家知识产权局协调，建立包括外交部、中联部、文化部、工商总局、海关总署等成员的部级协调机制，在知识产权外交战略的框架下统筹协调具体的外交工作，以更好的调动和整合资源。我国政府应积极参与制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不断增加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推进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构。

第二，要深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机制。构建和谐、有序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亟需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美欧在知识产权领域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我国与美欧的知识产权合作，应在遵循已有知识产权水平的同时，尊重各国彼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兼顾知识产权权利人、公众利益以及与美欧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共同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创造、保护、管理和运用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与美欧在知识产权领域遇到冲突时，既需要促进已有的经贸合作关系为基础，更要与美欧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深入合作与交流;既要努力寻求兼顾双方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契合点，又要不断加强与美欧的知识产权对话机制。

第三，要采取多种手段，拓展合作空间。与美欧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活动的主体来自各个方面，既包括国家高层领导、知识产权和经贸主管部门，也包括涉及的企业，这要要求形成整体合力。与美欧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不仅需要首脑外交和政府外交的积极推动，也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的作用，实现官、产、民的统筹合作，具体研究和实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最后要加强驻外使领馆知识产权工作力度，跟踪研究美欧的知识产权法规和政策，加强知识产权涉外信交流，做好美欧涉外知识产权应对工作。

第四，要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有力支撑。深入保护和不断加强中国的海外知识产权利益，是中国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必要选择。为此，政府层面，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在驻美欧使领馆机构中设置知识产权联络特派员，承担与当地政府知识产权部门联系工作，及时获得信息，为国内部门在当地开展知识产权活动提供咨询服务，为我企业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海外维权、境外参展提供有力协助。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尤其是在欧美市场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针对需求提供良好服务，研究细化支持企业国际化的知识产权海外服务措施，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海外知识产权服务站，发布欧美市场知识产权环境报告，同所在国的大使馆和企业行会合作，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服务机制。

个人的格局大小与否说实话是很难定义的，但是一个人是否拥有广阔胸襟却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影响很大。

胸怀的大小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世界，会让你寻找到生活中旁人看不到的风景。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再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 你可以烙出大饼来，但是你烙出的饼再大，它也得受烙它的那口锅的限制。

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就好像这张大饼一样，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完全取决于烙它的那口“锅”。

这就是所谓的“格局”。

格局就是指一个人的眼光、胸襟、胆识、心理等要素的内在布局。

有一个乞丐，整天在街上乞讨，对路上衣着光鲜的人毫无感觉，却嫉妒比自己乞讨得多的乞丐，这人估计一直就是个乞丐了。

一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局限，其实“局限”就是格局太小，为其所限。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

大格局，即以大视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大。大格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方向，掌控了大格局，也就掌控了局势。

如果把人生当做一盘棋，那么人生的结局就由这盘棋的格局决定。想要赢得人生这盘棋的胜利，关键在于把握住棋局。

在人与人的对弈中，舍卒保车、飞象跳马等种种棋招就如人生中的每一次博弈，棋局的赢家往往是那些有着先予后取的度量、统筹全局的高度、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方略与气势的棋手。

为什么别人会有大格局？

有的人说，站的高才能看的远；也有人说，欲为大树， 莫于草争；有人说，格局即大局观了；有人说，大格局就是大胸怀；还有人说，大格局就是看的远。

似乎，都有道理。不过，事物也本无对错之分。站的高，确实是能够看的远。有大格局的人确实也不会斤斤计较，有大格局的也往往看的远。

很多人认为，后天的成就主要靠自己。虽说，一个人是否有作为，后天的努力占了很大的部分。但是，先天性的环境因素占了很大一部分。

试想，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眼界往往不够开阔，总是为基本的生活而操劳，哪来格局。

但是，即便是有的人生活在资源充沛的环境，也见过大市面，也并不一定有大格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格局受环境影响很大。而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总体生活的环境本质差异并非太大。

如果真去计较，恐怕这个问题也是难以解决了。所以，在这里先抛开了环境因素，还是坚持格局由眼光、胸襟、胆识、心理要素等决定的。

眼光

眼光是指在某一时刻，对某领域趋势准确预测的能力 。

第一，你能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不能够透过表象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

第二，对于事物的评判已经有自己的标准，并能够极为准确根据现在对未来进行预测。 第三，是你知道这些道理之后，自己能不能做得到。

而对于未来的准确预测，亦是在坚持在看清本质的原则之上的。比如雷军做小米手机，他很明白大众的消费能力，理解大众的消费需求标准，他看到了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者产品是品牌发展的趋势。他知道超过用户预期的产品必然带来超好的口碑。

人贵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可为和不可为。若不可为，怎样做才能可为，那何时可为。

胸襟

人的胸怀很有意思，有大的追求，大的愿望，就会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视野，大的宽容，这就叫大胸怀吧。

如果你的想法是追求一个具体的、很小的事情，你得不到它会很生气；如果你想要的是别人没有的，是很大的`东西，很远的东西，你就会变得能够理解很多，包容很多，能够承受痛苦，甚至伤害你的事情你也能够包容。这是一个正循环。

刘邦和项羽，从军事领导力上看，项羽远胜于刘邦，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是何等气概；从兵力配置上看，项羽手下强将如云，整体实力也优于刘邦；从智囊团上看，两者各有张良范增，也不分伯仲。

所以若综合三方面而言，项羽的楚军是远远强过刘邦的汉军的，但为什么最后自刎乌江的不是刘邦，而偏偏是项羽呢？

刘邦自己说过“我文不过萧何、治国不如张良、行军布阵不如韩信，但三人皆为我所用”。再看看项羽，手下纵有范增、英布这样的文臣武将，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

只因他不像刘邦那样胸怀广阔，单单为一个名义上的“西楚霸王”惹得众诸侯心生叛意、倒戈相向。

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刚愎自用，范增屡次进谏，但最后还是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最为严重的是他竟对已缴械投降的近三十万秦军实行坑杀，使他的威信声誉瞬间被葬送。这不正是胸襟。

胆识

曾有企业家这样说，“如果是现在把我归零，我仍然可以再来一次”。然而，史玉柱则是在资产为负数，甚至负得还很多的时候站了起来。

应该说，他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经历了“大起——大落——又大起”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著名企业家，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故事。

当巨人大厦倒塌，讨债人蜂拥而至之时，史玉柱庄重承诺：“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也正是出于这种“还债”的动力，史玉柱终于东山再起，且赚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债。

而之后，他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卖脑白金，投资银行股，进军网络游戏，在一片废墟上，转眼炼就了超过500亿元的财富。

行军作战需要胆识，成功创业更需要胆识，只有想法却不敢去实现终究不会成功，莽撞行事也只会导致失败，有勇有谋才能事半功倍。

心理

有很多投资者，不做投资的时候，看到被人赚钱，总是在想：有什么赚钱的好项目呢？

真到做投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抱着必赚的心理，所以一旦遇到亏损，与原来的期望不一致时，难免就心态出问题！然后会出现各种状况。

尽管只是一种现象，如果将其放大，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未来的预期何曾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行为。

所以说，格局真的决定人生层次。

格局在岳飞那里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千功名尘与土的壮烈；

格局在马致远那里却是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的孤旅；

格局在苏轼那里就是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的寂寞；

格局在柳永那里就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烟花柳巷而已。

一个人有多大的格局才有多大的胸襟。格局是一种眼界，是一种大情怀，海纳百川才能有容乃大。

什么样的眼界和胸襟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站在高处，整座城市不过就是几座楼房，在飞机上从云端俯瞰城市，城市也就变成了盆景。

《文化苦旅》和《行者无疆》都是散文家余秋雨的作品。余秋雨在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欢迎大家阅读。

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自序中写道：“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特别是作者为了反对盗版，只能停笔，向读者交代“小小决定”。作者表示：“在最近的这个人生段落，我从壮胆学写第一篇散文开始也已出了四本书，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起承转合，正可以结束。” 余秋雨的欧洲之旅还是写下了《行者无疆》。对他《行者无疆》的“第三方位”再作分析，也是对“行者”的考察，或许可以对读者有所帮助。

《文化苦旅》死里逃生

在九十年代初，我曾拜读过“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的《文化苦旅》。余秋雨先生在后记中叙说了此书的颠沛流离：“我这些零篇散章的出版也仍然是一种侥幸。”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本《文化苦旅》如果不能死里逃生，怎能获得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又怎能获得台湾一九九二年最佳读书人奖。”一本书的出版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得经历七灾八难，越是斯文遇到的麻烦可能越多。只要一步不慎便会全盘毁弃，能像模像样存活下来其实都是侥幸。况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点孤傲又有点脆弱，不愿意为了一种精神成果而上下其中，四处钻营，曲意奉迎，往往一气之下便愤然投笔，毁琴焚稿。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资格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此时，曾在区图书馆专门搞过书评工作的我，向来自宣传部、教育局的局党委正、副书记徐新冠、王家骏推荐并得到支持，在纪念“七·一”之际，从省版书店等几家书店购买了近百册《文化苦旅》，作为对多年来奋战在文化战线上呕心沥血的“文化人”辛勤劳动进行“精神慰问”。

再往前一点，八十年代后期，我已从大学中文专业毕业，虽未能“三十而立”的我而以如今不能相信的一点七五元的价格买下了“四十而不惑”的余秋雨著的《艺术创造工程》，此书与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赵园的《艰难的选择》、黄承万的《审美中介论》等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探索书系”的第一批书目。它是当代文艺变革的缩影，是时代的改革浪潮在文艺领域中激起的回响。这本书有些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讲课的内容，引起了不少各地高校的艺术理论课进修教师的良好反馈。此书一反以往一些艺术理论专著的结构框架，以开放的眼光、散文的笔调，探索了艺术活动的创造本性。作者力求贴近艺术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可能遇到的甘苦和困惑，善于把思想化为形象，把论说语言变成艺术语言，既显示出理论思维的深刻性，又不乏艺术的感染力。在很有学者风度的作者像下面是作者余秋雨曾写过：“只有不完满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山居笔记》回眸历史

记得几年前在图书馆翻过余秋雨“把它首先献给白先勇先生、欧阳子女士和一切关爱我的台湾朋友”的《山居笔记》，作者是躲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里写作的。当时我的感觉是：如果说《文化苦旅》在漂泊旅程中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积淀的话，那么《山居笔记》在回眸历史中，展示了作者深沉的历史题解。作者也说到：“连已经习惯了《文化苦旅》表述风格的读者也可能会对《山居笔记》不习惯，这没有办法了，既然我的文思已经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深秋，那么只能让不厌弃我的读者一起来消受寒风和残叶，真对不起。”如今，再读《山居笔记》，读到了“康雍乾盛世”清朝始末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读到了《流放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还读到了《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尤其读到了曾在海内外、学术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遥远的绝响》和《历史的暗角》。前者对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魏晋人物晚唐诗”，由《魏晋清谈》进入这个真正的乱世：当时被杀的知识分子已不是秦始皇时代所坑的个体形象还较模糊的儒生，而是姓氏、事迹、品格、声誉均已是真正的名人，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作者着重描述了李白写诗道“院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的阮籍，着重怀念了在刑场高台上，面对着千名太学生和民众，“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而赴死的嵇康。由此，作者感叹道：“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一切都难于弥补了。我想时至今日，我们勉强能对他们说的亲近话只有一句当代熟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接着，在那篇引起有趣反响的《历史的暗角》中对那群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予以揭露：“处在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小人’不错，小人。这便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角。”于是，作者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发现这个历史症结中分析出：小人见不得美好，见不得权力，不怕麻烦，办事效率高，不会放过被伤害者，需要搏得同情，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最终控制不了局势。有人说由于“小人”的存在，许多天才中途夭折。大凡受到“小人”纠缠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里与众不同的佼佼者。他们或是在学术研究上有建树，或者在文艺创作上成绩大，受到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受到了“小人”的忌恨。巴金、施蛰存当年也受过攻击。遥想当年，沈从文先生也曾受过很大的冲击;不少人合伙骂他，结果把他骂到历史博物馆的一角;煌煌巨著《中国服装史》诞生了。收到近十种版本盗版的也是难产了整整四年的《文化苦旅》的余秋雨，当他“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此时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山居笔记》“自序”便是有九章四十页的《可怜的正本》。

《霜冷长河》鞭辟入里

余秋雨的题字，马兰的篆刻印在封面上，使这本《霜冷长河》别具匠心，夫妻俩那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合影的照片印在扉页上，作为以马兰主编的黄梅戏《秋千架》为题的“代后记”，其实是余秋雨对妻子马兰的近距离，细节的“特写”。在书四辑与众不同：《壮士》这个古老的称呼，是为上海举办的《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写的序言;《中秋》写是读了女诗人自拟的讣告后，拿起电话筒将此作为节日礼物让朋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写了外国一家华文报社让他发表对张爱玲之死发表评论的电话采访;《老师》、《长者》则充满对张可、王元化等“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的历经磨难的长者之敬意。此书的第二辑是作者“关于友情”、“关于名誉”、“关于谣言”、“关于嫉妒”、“关于善良”、“关于年龄”等方面的研究，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论文，引经据典，说古论今;从中我结识了一位不怕死却惊疑于世间居然有人“卖友”、“吮血”的柔石;联想了留下“人言可畏”、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遗言的阮玲玉，读到了一位清纯绝俗却触及人生与名誉的李清照的故事，怪不得她晚年的《声声慢》能写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千古传世绝句;作者对造谣的人们鞭辟入里，对越流越大，越滚越圆，越滚越险之谣言的雪球“群鸦蔽天”进行了讽刺。此书第三辑，近似的散文笔调的微型特写，有《绑匪的纸条》、《乱世流浪女》、《心中的恶狼》、《为自己减刑》;有《文化敏感带》、《大桥的寓言》、《遗憾的真实》、《褪色的疑问》。第四辑分为“灯下回信”、“掩卷沉思”两部分，前者是作者在上海《青年报》“青苹果热线”做主持人，回答青年读者的回信;后者“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有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当我读了余秋雨先生写的十四篇“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题点的深夜冥思”，我觉得这很像萧乾先生几十年前所倡导的“散文体书评。”作者将读《学者追忆丛书》、《梅兰芳百年祭》、《米丘林作品》、《中国人》、《世纪之辩》用“——”放在文末而不是作为副标题，也是别具一格的。余秋雨读《人生纪年》后提出“收人生，比收古书籍、古董更加重要”，“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作者说：“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让今天收走昨天，让明天收走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走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片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我想，这也正是《霜冷长河》的要义所在。 《千年一叹》骇人听闻

捧读《千年一叹》，不由被标明出发及途经路线和到达的地图，被图文并茂的异国风情之照片、文章所吸引，此书是一本记录了作者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经历的日记，由作者从深圳、香港、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到达中国的边城樟木的一百零二篇“日记体”的“探险散文”，他那在一个两米直坑的弹坑前徘徊片刻便写就的主题歌《千年走一回》，后来由滕格尔演唱，气势夺人，情真意切，特别是“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长”，“我是昆仑的云，我是黄河的浪”，“我是废墟的泪，我是隔代的伤”，“我是屈原的梦，我是李白的唱”，以及重复的“我是涅磐的凤凰再飞翔!”那磅礴的气势，那浪漫的诗情，那文明的追忆，那历史的沧桑，将“千禧之旅”的意义挥笔在纸上，将“千年一叹”的回眸弹指一挥间。

作者“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当车队回国后，使作者伤心的是，“一路上抱在手上的这部日记稿还是被抢劫了。盗版集团从凤凰网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千禧日记》的书名出版，公然标明第一次印刷五十万册，畅销数国，现已基本卖完。”因此，作者早已在写的自传，也因这两年的故事增加了最重要的篇章，但它的出版，还要等到盗版狂潮有所阻遏之后。因此，我对“自弃各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而这次又自动“割断”的作者表示理解，对他的危言表示赞赏： “我是行路才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利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经应该起身出走。”

尽管《千年一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采用了由深圳华美防伪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提供的防伪标志，此书在一年中印了十二次，印数达三十六万，然而作者在“自序”中“顺便，有一个小小的决定要向读者交代”的遗憾，不由想起他在《历史的暗角》说到孔夫子提供了划分界限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当长久放弃之后，“小人就会像失去监视的盗贼，冲决堤岸的洪水，汹涌泛滥。”在作者表示“至多还会写一组讨论盗版行为和毁谤行为的文章，专供他的盗版，印得越多越好。”

由此，我也在感叹：今读其起承转合四本散文集，何时再读余秋雨?!在写作此文时感叹之余，在发表之前获悉信息：得知余秋雨的《千年一叹》续集《行者无疆》已经问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余秋雨、郑义文化旅游散文与景点摄照互映生辉的著作，作为余秋雨眼里的中国文化·摄影珍藏版，让读者在审美享受上更上一层楼。

《行者无疆》第三方位

首先将自己定位为“行者一个”，而不是文化商人、作家、学者或者大学教授。这是在最近央视知名栏目《艺术人生》中面对观众质疑：这位“文化明星”到底有多少作秀的成分?余秋雨的回答显得平静而智慧。

他自从十五年前走出书斋，用自己的眼睛和脚步实地考察，进行文化苦旅，他的足迹越行越远，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考察人类的各大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行者无疆》是余秋雨欧洲之旅的考察结集。此书中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

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他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选择行走考察，余秋雨深感亲临现场的感受和得到的原始真实是读书斋文字无法代替的，一路上产生很多疑问，边走边寻找答案。对文明和与之对立的蒙昧、野蛮的思考依然是他为人为文的主题。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他走过南欧：“废墟，大海，流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

他走过中欧：“森林，山丘，古堡，历史常常在这里隐藏。”

他走过西欧：“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这里转折。”

他走过北欧：“苍凉，寂寞，执着，历史常常在这里凝冻。”

他来到庞贝古城废墟，久久驻足那两个剧场，看到了人体遗形，特别是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之外，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象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ns Plinius Caecundus)。”

他来到叫罗马的这座城市。给它这个词叫“伟大”，“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文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文，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余秋雨认为：“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

余秋雨的欧洲之旅几乎周游列国、走遍主要城市，他对巴黎等各大城市的景观、印象都有文章，他以为“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最有趣的是他给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巴塞罗那写了一篇《流浪的本义》，说“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早在离开书斋出行后不久，他就在旅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眼界越走越宽，脚步越行越健，万千气象纳入胸怀，运谋成篇。八年前旅行过半，曾有记者问他为人为文的主题，余秋雨回答道：“至少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他写道：“德国诗海涅指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而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书中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这就是余秋雨，一个学者，不，还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一个行者立足“第三方位”的独特看法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