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

闽南佛学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祖籍山西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州镇)，故人称“柳河东”。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六岁登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书院正字。二十九岁任京兆府蓝田尉。三十一,岁升为监察御史行，次年升为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刘

柳宗元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古文运动”，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故有“韩柳文章李杜诗”的评价。他在逝世之前将文章寄给刘

在《柳河东集》中，与佛教有关的文章主要有诗词、序文和碑记。他的佛学文章是在长安，永州和柳州三个时期所作。在长安为佛学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他此时的佛学作品有碑文篇，碑塔铭和序各3篇，书1篇和诗2首，其中永州时期佛学作品最多，是佛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此时有碑文2篇，碑塔铭2篇，赞2篇，杂题1篇，序6篇，记庙3篇，诗2l首之多，柳州四年是他佛学思想的最高峰，其中留下来的作品有碑1序，记庙工篇，在此时也可能写过一些禅诗，但没能保存下来，而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即是作于柳州。

柳宗元受其母影响，从小就深得佛教的熏陶，故自幼就好佛。他在《送

柳宗元的佛学思想主要是在永州时逐渐形成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台思想

柳宗元因与重

柳宗元受到“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影响，故而反对“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辩群有之伙，则泥而皆存”。是不同意执着于空。有任何一边的，他称赞无性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他又对安海法师“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索，威

二、净土思想

重

三、禅宗思想

柳宗元在《

柳宗元在永州—时为禅宗宗帅和诸大德们写了许多禅碑记序性质的文章，在他的佛学著作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最重要的禅学著作《曹溪禅师碑》作于柳州。在碑文中赞叹慧能人师之禅说：“今布天下，凡言禅者皆本曹溪。”他在碑文中弘扬慧能的佛学思想，突出有两点：一是“始而性善，终而性善”，二是“不假耕耘，本自静矣”。

慧能大师禅学思想的中心足佛性说，而其重要的内容是“人人皆有佛性”。慧能大师认为人可分南北，而佛性无南北之分，人可分少数民族籼华夏民族，而佛性不论地区和民族，人人都无差别的本自具足。由于人人皆有佛性，当然皆可成佛。柳宗元不仅接受了六祖慧能的佛性思想，而且把儒教的“人人皆可为尧舜”与之结合统一起来，用来教育世人。由此可见他已把佛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且提高到新的境界和高度，这就是他在《碑文》中所说的：“始而性善，终而性善。”

慧能人师佛性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佛性本自清净”。佛性每一个人都具有，而且人人乱有成佛的智慧，只因被“妄念”所蒙蔽，所以不能认识自己的佛性一‘本源清净心。但只要一旦觉悟，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明心见性而成佛。柳宗元所说的“不假耕耘，本自静也”，也即是六沮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木自具足、本不生灭、本不动摇、能生万法”的境界。只要向自心去证悟，一旦认识本心，即可成佛作祖，而向心外求法即是心上生心，走上歧途。

柳宗元清楚的认识到慧能禅风的独特之处在于去

四、律学与儒家礼仪的关系

柳宗元非常重视佛教的戒律，对戒律所起整肃僧团的作用也加以肯定。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这无疑是说必须有严格的僧伽戒律，并使每一个僧侣都严格的加以执行，才能有整肃的僧团。佛教也只有高素质的僧侣，才能“传其言”。

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柳宗元批评戒律荡然者说：“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连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例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平人。又有能言体而刁;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因为在当时有许多以禅师自居者，极端的毁弃经教，不礼佛，不坐禅，不看经，不守律仪。曲解禅的含义，以为什么都不要即是禅的境界，即是方便法门，其结果是“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以为背了几句禅的语录，记了几首禅的

柳宗元认为佛教戒律与儒教礼仪相同之处有三点：第一是讲性善。他说“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第二是讲孝道。他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 “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非常崇敬元皓和尚对其父母的孝敬之心，所以他称赞元皓和尚说：;“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第三是“诚。与“静”的修养方法。在给南岳弥陀和尚写的碑文中说;“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教诚其中。“孔子无大位，后以余言持世，更扬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圣浮屠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

柳宗元认为儒之“礼”和佛之“律”是可以互为增补，相辅相承的。因此他又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五、柳宗元好佛所遭受的批判

(一)信仰随顺说

在中国历史上，各代杰出文坛代表和政治家信仰佛教的代不乏人，但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有最多争议的人物而受到批判。总结其因有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后，以儒教为正统思想来统治中国，而佛教被称作“舶来品。和“夷族宗教”自然要受到压制，其二是佛教徒不争名利，染衣出家而游于山水，遁入深林幽谷不入官场争斗，被说成是“不孝”和“消极”，自然要受到批判，其三是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而佛教被判为“唯心主义”范畴之内，同样为唯物主义”者所不齿。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集儒学大家和佛学名流于一身的柳宗元，自古至今受到儒家的卫道士和唯物主义的捍卫者的批判是自然的牢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按照所谓“正统”思想家们的分

1、佛教的笃者。如道安、慧远，玄奘，慧能等名僧大德。或出身世宦门阀，富贵望族，由于社会不稳，争权夺势不成，互相倾轧败北，而看不到出路，没有迁升的希望，便怨天尤人产生消极遁世思想，误入空门，或者是家道贫寒，生活无着，饱尝人世艰辛，不堪忍受而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只得皈依佛门以求得精神;和肉体的解脱。

2、失意的政客和文人学士。或茫茫宦海的角逐中被击落水，升腾无望，空有报国之志和安邦之才而不能展抱负，于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和超尘脱俗，而讲经诵论，与名僧大师交友。即可以发泄失意的愤

3、唯物主义思想家。如张载，王夫之等人。王夫之说自己事佛是为了“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暇”，因此他批判佛教说：“彼语寂灭者，住而不返，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张载批判佛教曰：“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他们信佛的真正目的在于更圩的。批判和揭露”之。(在我看来此流人物大多少年生活没有着落，并不想凭勤劳谋生训，而佛家慈悲，好善乐施，又有书读。

于是投机取巧进入佛门，一旦翘膀丰满，便可反戈一击。这些人深知经藏，晓达佛理，通熟机关，操戈时更可击中“要害”“革命到底”，使你防不胜防，又可讨得主子们的.欢心，最能博得“志同道合”者的喝彩，自然是可以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名利双收的。请看“十年文革”之后，呵佛骂祖最卖力起劲，“最出成绩”，者，大多是此类众生也。)

4、随顺习俗老。所诡随颐习俗，自然是家庭长辈之命，“不得不从”，尔或是亲朋好友们在作“狮子吼、梵呗唱”，为不失朋友情谊，只好跟随着作作门面、装装样子。因此“正统者”们为他以平反叫曲说;“此君之好佛非出真心，乃是被迫”。)

凡此四种原因，所以有人就说柳宗元之信佛，永新革新之前乃是随顺世俗。因父亲朋友、岳父、妻子等人都是佛教徒，故此只好“随波逐流”，写一些崇僧颂佛的“好文章”。永新革新被贬永州而住无定所，团重

综上所述，柳公之信佛要归类于前而所指原因的第二类“失意政客”和第四类“随顺习俗”，所以自然“不是出自真心”。其实这些说法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否定柳宗元的佛教信仰，来否定古来所有文化名人的佛教信仰，借批评柳宗元好佛，来否定和批判整个佛教。

(二)事佛融合说

柳宗元作为一名儒学大家，又留下闪耀着光辉的不朽文章，后代批判家们当然谁也不敢全盘的否定他，只好抓住他好佛这一点来攻击。柳宗元毕竟是一个大思想家和文学家，所以在批判他信佛的时候，话语当然要说得委婉一些，于是“融合说”就成为解释柳宗元好佛的最佳变通手法，以免批评得“过了火”。

中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和思想家的交流和争论比较烦

三教辩论大会，这必然有利于三教的和平竞争和共同发展。但太宗规定：“儒先，道次，释最后”的宗教政策，对俳教的发展自然不利，而武则天时才有所改善，即为“释在道之先”。

佛教从汉水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至中唐时已经近七百余年。敎团的规模日益扩大，寺院遍及全

儒教唯我独尊的地位受到了强大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佛教的挑战。如果不从佛教吸取所需要的东西，充实自己，完成本身的自我改造，就可能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这样儒释道三教合流势在必行。当然所谓合流并不是合三为一，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而实际上佛教从传入中国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诗歌，韩柳散文以及后来的宋词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严格的说，如果没有佛教约传入就不可能有唐诗和宋词的辉煌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多彩多姿的中同灿烂文化。只不过许多顽固不化的儒学者，就象占了别人的便宜反而说自己吃了亏一样，口头上不愿承认而已。

柳宗元作为一个儒学大师，从小熟读儒典，饱览史书，很早就涉足官场，又屡遭打击，当然头脑要冷静得多。因此，他的事佛，并不能单单从“援佛入儒”或“佛为儒用”这一融合的观点去看待，而应该包含了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以及佛理如何运用于现实生活这个复杂的内容。

佛理的产生

2．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3．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

4．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5．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

6．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7．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8．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

9．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

10．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里仁》）

11．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里仁》）

12．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