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欣赏唐诗中的乐舞艺术

　　一、乐舞的起源与发展

　　自中国的原始社会阶段，就有了人们抒发情感的即兴舞蹈，正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后随着人们对神明的敬畏信仰，宗教祭舞等乐舞形式慢慢发展起来。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之风，使之成为一项陶冶情操的娱乐文化，乐舞艺术开始成形。随着国家民族统一融合，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各种外来民族的文化碰撞，乐舞艺术有了壮大发展的肥沃土壤，为中国古代乐舞传统文化美学、艺术观的形成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研究古代乐舞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研究封建统治的时代特征，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

　　中国古代乐舞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时期：一是周朝，继承了巫风祭祀歌舞，通过制礼作乐的政策，形成了象征统治阶级权利的雅乐，西周创建的礼乐制度，影响了后世乐舞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如《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周朝雅乐舞第一次确定了古代乐舞艺术缺一不可的诗、乐、舞三元素;二是汉代，统治者的好尚，百戏艺术的兴盛，成就了俗乐舞即民间歌舞及散乐。如张衡《西京赋》中的描述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从中可窥汉代俗乐之兴盛;三是唐朝，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乐舞艺术极为兴盛。如《旧唐书舆服志》载：睿宗太极元年，唐绍上疏曰：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歌舞喧哗。《新唐书严挺之传》：御延喜、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阅月未止。开放的外交政策，各种艺术文化空前活跃和繁荣，唐诗的文学艺术，玄宗创建的梨园机构等各种社会因素，无一不是唐代乐舞艺术登上历史顶尖舞台的背后推手。

　　二、唐代乐舞盛世产生的社会背景

　　唐代，是我国封建历史中最为自豪的时期，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开放的外交政策促进了文化的快速发展，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产生了独特的唐朝艺术文化风格，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乐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其中有一大部分要归功于唐朝统治者，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艺术素养以及对乐舞艺术的推崇，如唐太宗创作了《破阵乐》《上元乐》、武则天的《圣寿乐》等。

　　以唐玄宗李隆基为例。政策上，改革并完善了乐舞机构教坊，创立《梨园》，结合外来艺术精华，拓展了乐舞艺术的发展空间;宗教上，统治者提倡儒、佛、道共同发展，还允许外来宗教进行交流，所以唐代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比较开放;文化上，开明的政策更能拓宽文人的言论自由，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都能在中国最宝贵的文化瑰宝唐诗中体现。除了治国之道，唐玄宗本身也具有极高的艺术素养。他擅长作曲，如著名的《凌波曲》《霓裳羽衣曲》等;也擅长舞蹈和乐器，如数羯鼓，宰相宋璟称赞他的羯鼓技艺之高说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除了舞、乐技艺，唐玄宗的五言律诗《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还被收录到《唐诗三百首》中，《全唐诗》共有他的作品六十余首，可见其诗歌方面的成就。唐玄宗李隆基积极地推动了唐代乐舞艺术的发展，他经常举办国家庆典，使宫廷中自舞成风的景象也映射到民间，为乐舞艺术的全面繁荣做了良好的铺垫。郑嵎的《津阳门诗》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盛况：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花粤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莺来仪。都卢寻撞诚鲤靛，公孙剑伎方神奇。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

　　三、乐舞俑说明唐代乐舞成风

　　陶俑，是中国古代厚葬之风的珍贵产物，它再现了人们在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情景、文化审美特点。唐朝政治与经济、文化与艺术的全面发展，在继承了前人的精华之后，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陶俑精品，这其中以乐舞俑居多，乐舞俑题材丰富，千姿百态，既有皇室贵族场面，又有社会世俗情景，真实反映了唐朝歌舞升平的景象。

　　1.岑氏唐墓群舞俑

　　岑氏唐墓的乐舞群俑，1991年出土于洛阳孟津县，如图1。这是一个有主角，有伴舞侍女，有乐者伴奏的场面。左边有六件乐俑，通高19.5厘米，乐器由于年代的久远都已流失。其中前排两人，一人双手弯于胸前，好像在吹奏排箫，另外一人双手上下交握在胸，好像在吹箫;后排四人双手或捧握，或双臂下伸，双手五指分开，好像在弹奏古筝、琵琶，六件乐俑均跪坐，头挽双髻，着半袖开襟长衫，束带长裙铺地，只是颜色略有不同。右边前排是两个舞俑，头挽复杂的镂空双高髻，似蝶舞翩跹;双髻正中嵌一朵梅花发饰，好似蝴蝶闻香;外衣为半袖大翻领半身开襟衫，内着宽袖圆领半身衫，下身为坠地长裙;双臂向上弯曲展开至眉间，腰肢微微向左倾，表情含蓄，身材婀娜多姿，长袖飘逸。后排两个女俑似伴舞又似侍女，均头挽双髻，着长锦，左手抬于腹部，似将水袖甩于右手。为什么说整个场景完整地再现了贵族阶级的酒宴乐舞场景，是因为唐代对女乐的使用和规格是有严格限制的，据《唐会要》记载：救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磐。[9]唐代宫廷贵族的乐舞成风之状可见一斑。唐代诗人的诗作里，也处处可见乐舞酒宴方面的描写：处处闻管弦，无非送酒声(刘禹锡《路旁曲》);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听神语纷纷醉舞踏衣裳，把酒路旁劝行客(王建《赛神曲》);樽中酒我恒宜满，曲里歌声不厌新(谢偃《乐府新歌应教》);齐歌送清觞，起舞乱参差(李白《九日登山》)。在祝酒宴饮之时，琵琶歌舞紧相随。烦君玉指轻拢捻，慢拨《鸳鸯》送一杯(李群玉《索曲送酒》);为将金谷引，添令曲未终(陈叔达《听邻人琵琶》)。白居易曾为浔阳江头夜送客，举酒歌饮无管弦而深以为憾(《琵琶行》);杜甫在四川闻听官军平定安史之乱，欣喜异常，表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而那些有身份地位又风流潇洒的文士宦达，还喜欢携妓而饮，使君虽老颇多思，携觞领妓处处行(白居易《题灵岩寺》)。以上所引唐诗，正是大唐长安酒宴与乐舞风尚的生动写照。

　　2.岑氏唐墓独舞俑

　　出土的于岑氏唐墓的单独舞俑，高21厘米，头梳双高发髻，表情温婉大方;上衣样式为半袖低胸开襟，下衣则是高腰束身薄纱长裙;左臂弯曲上举至额头，右臂舒展，右手微翘;左腿微微屈膝，右腿顺势伸直，腰肢向左上方扭动，整个造型流畅灵动，舞姿温柔优雅，举袖扬身之间，仿佛听到舒缓的音乐为之伴奏，是典型的软舞之姿。

　　岑氏唐墓的单独舞俑

　　当时流行的舞蹈主要分软舞和健舞两种。软舞广泛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的家庭宴会之中，《教坊记》和《乐府杂录》就记载了许多软舞名，如《垂手罗》《回波乐》《绿腰》等。健舞是指动作大开大合，有力豪爽的舞蹈。健舞能强烈地表达一种激烈的情感，通常伴有热烈欢腾的配乐，这类舞蹈的.表演形式非常富有旋律的动态之美，当然也对舞蹈技巧有很高的要求。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就描述了这一健舞的表演形象。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乐书》卷一百八十二云：健舞曲有火袄、阿辽、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说明唐代舞蹈表演形式丰富多样，这其中包括很多国外和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异域乐舞。艺术繁荣的规律一定是有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富足的物质基础，唐朝对外的不断扩张，对内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同时促进了对异域文化的借鉴。唐代宫廷中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都有多部外来乐，有来自西域的龟兹、高昌、疏勒等乐，有来自印度、中亚的天竺、康国、安国等乐，以及来自高丽、日本、扶南等东亚、南亚国家的乐舞。还有来自西域的胡腾舞、胡旋舞等丝绸之路成就了与西域文化的融合之路。这期间，乐舞艺术的表演形式、艺术风格、伴奏乐器、音律歌词等方面都受到外域文化的影响，迸发出新的艺术灵感和创造力。

　　唐三彩骆驼载乐舞俑

　　1959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唐三彩骆驼载乐舞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他是唯一一件被评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三彩。此俑高58厘米，宽41厘米，色彩非常明亮艳丽。这件唐三彩表现的是：一头骆驼背架着一个演出平台，平台上共有8名乐舞者，均着唐代服饰。其中7位男士演奏西域乐器，分别有笛、箜篌、琵琶、笙、箫、拍板、排箫;一位女舞者被他们围在舞台中央，仿佛在边歌边舞。其实骆驼在汉代并不常见，随着唐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骆驼成为中原比较常见的动物。这说明西域文化渗透在唐代社会各个领域，唐朝的乐舞艺术与异域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碰撞产生了独具一格的唐朝乐舞盛世。

　　又如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的唐代骑马乐俑，该俑表现的应是随官出行的文工团中的奏乐者，两人手持的排箫、羌笛，都是从一开始就抒情了，缥缈的意境游荡在《诗经》的字里行间。

　　钱钟书说：“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的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谈中国诗》）反而到了诗歌巅峰的唐朝，记录历史现实且夹叙夹议的诗，才成为中国诗歌成熟标志的一种类型。只是这类诗更多关注底层社会，还原历史本貌，在基调上也比较低沉苦闷，与澎湃激昂的史诗风格大不相同。专家们把这类诗称为诗史。

　　杜甫的诗，基本就是诗史的代名词。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变革，为杜甫的诗史提供了极具戏剧冲突的背景与素材。加上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细腻流畅的笔触，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诗圣”地位。我们通过杜甫的诗看安史之乱，通过白居易的诗看中唐危机，通过韦庄的一首《秦妇吟》看唐末黄巢起义……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都是诗史，共同构成了唐朝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唐诗中读唐史，可以在杜甫、白居易的诗中读懂社会，在李白、王维的诗中读懂人文，在宫体诗中读懂朝廷，在边塞诗中读懂战争。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学创作理念贯穿了唐朝，所以唐诗中反应出的唐朝历史，一直都是重要的史料。唐诗与唐史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乃至史学界对唐朝的阶段划分，都会参照文学界对唐诗发展阶段的划分方式，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

　　四唐的划分方式，最早明确地出现在明代高棅所编著的《唐诗品汇》中。这是根据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中，唐诗创作所呈现的风格差异来界定的。由于唐诗发展的承袭与相融性，阶段之间的过渡会有些模糊，所以高棅对四唐划分的节点并没有像史学考究那么严谨。目前仍存在着四唐划分的不同版本，不过大体方向是一致的。

　　从唐高祖李渊开国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公元618年至712年）为初唐。这一阶段的历史经历了唐朝开国、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皇统治和神龙政变，整体上国力强盛，政治清明，对外战争无往不胜，文治武功皆达到鼎盛状态。这一阶段的唐诗在上层社会中延续了辞藻靡丽的六朝遗风，形成以“文章四友”（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为代表的宫体诗派，用文字来歌颂朝廷。而在民间则澎湃着建功立业的热血激情，冒出一批致力扭转文风，强调骨气的年轻人，他们把诗歌题材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天地江山。最出名的就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从唐玄宗开元年间到唐代宗永泰年间（公元713年至765年）为盛唐。这一阶段的历史经历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是一次盛极而衰的改变，唐玄宗一手创造了盛世，又一手将其摧残。这一阶段的唐诗迎来空前绝后的大时代，不同风格百花齐放，不同思潮百家争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张扬着盛世的傲气，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感怀着乱世的悲情；诗仙与诗圣，成为唐诗天空里最耀眼的双子星。此外一边是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一边是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一边是恬淡自然，一边是雄浑瑰丽，形成两道鲜明的风景。

　　从唐代宗大历初年到唐文宗去世（公元766年至840年）为中唐。这一阶段的历史经历了藩镇割据、两税改革、元和中兴、牛李党争和甘露之变，国家进入内政外交的动荡时期，百姓深受多重剥削之苦，民不聊生。这一阶段的唐诗在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大历诗风过渡之后，逐渐消磨了恣意汪洋的盛唐气度，开始显露出刻意雕琢的匠气。有一派诗人追寻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思想，倡导奇崛险怪的诗歌主张，并在创作中以苦吟为乐。韩愈、孟郊和贾岛是其中的代表。但同时也有白居易、元稹等人秉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要关注社会，反映现实，通熟易懂。

　　从唐武宗会昌年间到唐哀宗被逼禅位（公元841年至907年）为晚唐。这一阶段的历史经历了会昌灭佛、大中之治、黄巢起义和朱温篡唐，积病难返的唐朝尽管在唐宣宗的励精图治下出现短暂的安定繁荣，终究还是在民变和藩镇之祸中走向灭亡。这一阶段的唐诗如同这个朝代一样出现了回光返照，李商隐的深情婉转和杜牧的清丽明快，把诗歌推向又一个高潮。随着社会越来越混乱，积极批判现实的皮日休、杜荀鹤，和消极避世隐逸的司空图、韩偓，成为晚唐诗坛的两大流派。只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名字已经有点陌生了。

　　梳理唐诗的发展脉络，发现无论在唐朝哪个阶段，都如社会矛盾一样，会有两个主流的派系对立依存。这种对立是基于诗歌创作的宗旨、体裁、题材、风格，乃至创作态度等方向上的不同。在文化多元的唐朝，这种对立并不互相压制，而是共同创造了诗歌的繁荣，也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历史。